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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聪百年,我们的缘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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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5-27 16:05:3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丁聪画吴冠中“宣纸恋”

以韦君宜的《京沪生活优劣论》为开篇,“居京琐记”专栏在随后几年时间里,先后发表了冰心、萧乾、胡风、卞之琳、吴祖光、端木蕻良、吴晓铃、冯亦代、吴冠中、董乐山、王蒙等百余位作者的文章。有丁聪的参与,“居京琐记”专栏文与图相得益彰,版面也显生动。同时,他的参与和威望,使我与不少先生的联系也显得更加顺畅与自然,甚至还能化解矛盾。且以吴冠中先生的《宣纸恋》一文刊发过程为例。

《巴金论稿》1986年出版,拿到书之后的兴奋难以言表。至今,我仍觉得这一封面设计,可谓上乘之作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今年12月6日是丁聪先生百年诞辰。几个月来,一直在与丁聪故里枫泾镇的朋友们,筹办丁聪百年诞辰的展览。展览名称,我建议用“丁聪百年,漫画一生”,在我看来,这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。99岁的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与我同住一个楼,请他为展览题写这八个大字,可谓最好选择。前天下午,“丁聪百年,漫画一生”展览,在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分馆开幕,来自美国、加拿大等国,及北京等地的丁聪友人,会聚于此,向丁聪献上心香一瓣。

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而言,丁聪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,无疑最为突出,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。一幅《现象图》 长卷,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。贪官、伤兵、淑女、官商、穷教授、沽名钓誉的画家……形形色色的人物,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。三年后创作的另一长卷《现实图》成为《现象图》的延续。内战风云中大发战争财的中外商人、饥饿中的穷人、被迫上阵的炮灰……在丁聪的笔下,不同性质的人物排列一起,便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。
2005年,在浙江嘉兴图书馆,陈思和(左)与李辉在丁聪创作的巴金肖像画下与丁聪合影
丁聪所画北大荒宿舍

1985年,我陪同学胡平去采访丁聪,准备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。走进丁家,介绍他们认识之后,我便很快就离去。我告诉丁聪,胡风刚刚去世,我要赶去看望梅志。丁聪说起他在1955年批胡风运动中的经历:“开始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,没过几天,他就成了‘反革命’。我相信了,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,后来才知道……这真不好……”他想说的话很多,但看得出,他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他摇摇头,脸上是内疚,是无奈。

一个人的一生,就此翻过。

在北大荒,丁聪画草房和修水库的劳动场面,画印象中的当地农户与猎户,画劳动者的生活风情,画自己经历的故事……材料有限,他往往在牛皮纸上用白粉和毛笔画出木刻效果的作品,当年阅读美国版画家肯特的印象,重又活跃在脑海里,细腻的线条,勾画出人物的力度。他也用颜料画一些彩墨画,画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记得在约稿信中,我写道:“文章可长可短,题目可大可小,风格也可不拘一格,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,或描写,或点评,或抒情,或讽刺。”我的想法是,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,只要涉及现实问题,甚至针砭现实,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,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。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,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,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,而丁聪也满口答应。
1977年,丁聪自画像

没有什么比放下手中的画笔更让丁聪难受的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爱上画画而选择美术为终身职业之后,他从未忘情过画笔。走到哪里,画到哪里。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,他未曾放下手中的笔。即便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,他也没有闲着。偷着画,或公开画,都让丁聪感到生命的充实,感到精神有所寄托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“正是这些画,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,使我恢复了自信和乐观。”





2009年5月,最后一次见丁聪。我们夫妇去病房探望他,沈峻说他已昏迷不醒好几天,眼睛也没有睁开过。我们交谈时,丁聪忽然睁开眼睛,没有我们过去熟悉的眼神,可是,他的眼角却有一滴泪水流出。一个感动的瞬间,令人难忘。

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漫画时,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目光观察社会。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,他与同时代许多漫画家一样,专注于描绘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,勾画那些社会暗角的丑陋。

后来,我将这本书整理,更名为《北京小事》交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得感谢龚之方和丁聪,用他们的笔,为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,留存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。


?

丁聪走了。逝世当天下午,沈峻打来电话中对我说:“他生前的遗愿,一切从简,不举行告别仪式,骨灰也不要。他常说自己来世上走了一趟,很高兴做了一件事,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。”
1957年1月丁聪沈峻结婚之际

面对瘦弱的工人,大腹便便的老板,身后正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偷偷往抽屉里放,嘴上则叼着烟吐出一句话:“厂里实在一个钱也没有了。”——这是他在1934年18岁时画的一幅漫画; 大街上满脸刁蛮和专横的小流氓,与若无其事的妓女站在一起。——这是《白相人与野鸡》的画面;一位舞女搂着外国老头跳舞,亲热地说:“我顶喜欢你老先生了!大林。”——这是年轻的丁聪在舞厅现场观察所得。

丁聪与巴金也是有缘。上世纪四十年代,曹禺将巴金《家》改编为话剧,公演时,其海报便是由丁聪设计。八十年代初,他又为巴金短篇小说《月夜》插图。我们聊天时,他不止一次谈到对巴金提倡“讲真话”的敬重。我找到丁聪,说明缘由,他当即答应。

这些美好记忆,与恩师贾植芳有关,与我们两人相互信任、相互弥补的友谊有关。当然,更是与充满思想活力、文化活力的时代有关。三十多年过去,这种感觉,并没有消失,而是依旧强烈。再次看到丁聪的设计原稿,当年情景又在眼前。
良民塑像,1945年作




现在来看,我的话不准确。在北大荒劳改与改革开放之间,还应加上“上世纪六十年代初”。无疑,丁聪为“北京小事记”创作的数百幅作品,在他的艺术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。

为纪念丁聪百年,特撰写此文,谈谈我印象中的丁聪,更有我们之间的缘分。

诸事均有大小。然而,何谓大,何谓小,往往又难以说清。其实,许多事情一旦在时间中流动,大与小也就随时可能相互转换。昨日之大,也许今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; 而昨日之小,说不定忽然之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显得竟是如此之大。

由上信可见,如果不是丁聪插图,吴先生恐怕早就把文章索回了。

画了七十多年漫画,政治讽刺与社会讽刺一直没有离开丁聪的笔,这就是他之所以能有恢弘气象的主要原因——哪怕有时笔曾被扭曲,哪怕锋芒也曾被磨损。
斯人远行,怀念相随

回首往事,内疚与反省,留给了六十岁之后的丁聪。他重新找回了艺术家的自我,又挥舞起漫画的讽刺之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创作的诸多主题鲜明、尖锐的讽刺漫画,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忧思,与巴金、冰心、萧乾、施蛰存等人的文字作品,方成等人的漫画作品相互呼应,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为重要的文化景观。

为《巴金论稿》设计封面肖像
我昨日刚从山西吕梁山区返京,读悉来信及晚报,谢谢!我早估计是有了不同意见,否则怎能拖延近四个半月,这篇稿子我认为很有意义,至少美术界是特别关心的,如我早投《中国美术报》或《羊城晚报》,很快就会见报的。后来晚报迟迟不发,曾想索回改嫁,但考虑到丁聪同志又画了插图,太难为你了,故只好作牺牲的打算,并已收编入我的文集中。请将这天的报寄我几份。代问薛涌好。

有三种文艺体裁,绝对离不开讽刺——漫画、杂文、相声。就漫画而言,失却了讽刺,只剩下幽默,应该说塌了半边天,很难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——如果连好的幽默都谈不上,仅有一点儿油滑与浅薄的俏皮,那么,漫画也就只能是“小家碧玉”,难有沉甸甸的分量,更无法形成恢弘气象。

吴冠中 十九日

对丁聪来说,这一机会尤为难得。
为“居京琐记”配图

陈思和与我在复旦大学期间开始一起研究巴金,历时六年,完成 《巴金论稿》,1986年出版,距今正好三十年过去。《巴金论稿》是我与陈思和出版的第一本书,对于我们,不只是学术的起步,未来写作的起点,重要的是,这本书的写作过程,伴随复旦校园的美好记忆,一直留存心中。

丁聪百年,漫说缘分。胖胖的、笑眯眯的丁聪,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离开过……

在追怀丁聪的日子里,我找出他的来信。读他的可亲可爱,读他的不厌其烦,读他对我的埋怨和宽容……当年不到三十岁的我,竟是那么不懂事,常常不客气地“逼”他又“逼”他。三十多年来结识的前辈,大多已经去世,现在,为他们配画的丁聪与他们会合。几年之后,“家长”沈峻也走了,在天堂他们夫妇不会寂寞。

一次我买到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批判胡风的诗集,其中封面选用了丁聪的一幅把胡风画为毒蛇的漫画。我把书拿去请他看,他皱皱眉头,叹一口气。沉吟片刻,他漫画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我认识胡风,也熟悉,但迫于形势,我也随大流画了这张画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很痛心。丁聪2005年秋。”这一年,丁聪89岁。其实,在他画那张画仅仅两年之后,他和其他所有“右派分子”一起,也成了被漫画丑化的对象。

为《巴金论稿》设计封面

陈思和直到《巴金论稿》出版整整二十年,才与丁聪得以见面。2005年11月,在巴金去世一个月之后,巴金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嘉兴举办,会议邀请丁聪夫妇、黄苗子夫妇、邵燕祥夫妇等出席。会议期间,嘉兴图书馆举办巴金生平展,其中一件展品,便是丁聪当年为《巴金论稿》一书封面所画的巴金肖像。参观展览时,两个作者与封面设计者站在画像前,留下难得的一张合影。四年之后,2009年5月,93岁高龄的丁聪因病去世。这次见面,便成了陈思和与丁聪唯一的、也是最后的见面。
李辉同志:

很快,丁聪完成设计,我前去取回。他画的是一幅巴金肖像漫画,他的笔下,晚年巴金低头沉思,传神地表现出写作 《随想录》期间巴金那种忧郁痛苦的精神特征。

吴冠中 卅日

我为丁聪编写过一本画传 《画卷就这样展开》,收入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。拿到画传,他在扉页上为我题跋如下:“编了一辈子画报,终于有人为我搞了一本画册。谢谢你,辛苦了!李辉。丁聪,八十有五。二〇〇一年秋,北京”。那天,是一次小范围的聚会,我请方成、谭文瑞、姜德明、陈四益、汪家明、杨进等友人也在书上签名。难得的是,高莽先生当场在衬页上为我画像,还写了一段风趣的题跋。当时情景,犹在眼前。

吴先生是“居京琐记”的作者之一,我与他的结识也是始于此。1985年,吴先生寄来《宣纸恋》,写自己从黄山归来,对宣纸作为中国画主要载体的思考。他肯定宣纸对于中国画的重要性,但认为不能“唯宣纸至上”,应该“寻找适应新手法的新工具和新材料”。他写出自己的苦恼:“我恋恋于宣纸,但又常思考宣纸可能开发的深度,在宣纸上能驰骋多远……”也许因为这一话题当时有些敏感,文章请丁聪配画后,却压在领导手里迟迟未能刊出,拖延竟达四个多月,这也是编辑“居京琐记”期间少有的波折。

受历史条件和环境所限,“北京小事记”当然缺乏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全面、客观而深刻的反映,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色彩。但诚如专栏名称所言,作者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和笔,记录历史大场景中的“小事”。今天看来,诸多生活琐事却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,为读者和专家们解读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等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细节,这是文件和教科书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。正如辛弃疾词中所吟:一丘一壑也风流。
丁聪与读者在一起

当年的丁聪呼唤着民主和自由,对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有着天然的批判精神。一幅《无所不在的“警管制”》,把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形象地描绘出来;一幅《“良民”塑像》,以嘴巴被锁住、思想被当局检查限制、耳朵被收买的形象,辛辣地讽刺没有言论自由的旧中国现状;一幅《“公仆”》,讽刺社会的不平等,骨瘦如柴的民众驮着自称“公仆”的民国达官贵人们匍匐前行……

在谈到自己的漫画创作道路时,丁聪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发现有一些事可以讽刺,但有人告诉我,如果我要画漫画,不要去讽刺,只能赞颂。”这便是一个早已习惯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的丁聪的困惑。漫画当然不限于歌颂功能,漫画一时间更是政治批判中必不可少的工具。但如果没有漫画家个人的独立思考,演绎政策,空喊口号甚至不惜对被批判者进行人身攻击,这便是漫画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尴尬模样。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,漫画的讽刺功能被扭曲过。

没有想到,与丁聪先生真的有缘。

他将过去擅长的漫画、速写、封面设计等形式加以灵活运用,生动描绘出当年的北京风俗、社会场景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。这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点,在“文革”之后的创作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更为突出的体现。譬如,我觉得他后来为老舍小说画的插图,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漫画,与“北京小事记”显然有着承继关系。从这一角度而言,四十年前做的所谓小事,对丁聪却又不能不说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。

我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去长白山,恰好与丁聪为伴,天天同行,同住一室,我家里去信转告说您要约丁插图,我已与丁谈及,并将《宣纸恋》大意说了一遍。今日与丁一同返京,并读您来信,请直接与丁联系即可,他亦曾谈及您。握手。
丁聪画的鲁迅笔下的阿Q

“北京小事记”——这是专栏文章的总题。1962年,丁聪以“右派分子”之身从流放的北大荒回到北京。不久,他见到了老朋友龚之方。龚之方系老上海一位著名报人,当时他在香港《文汇报》驻北京办事处工作。1963年起,龚之方邀请丁聪合作,由他撰文,丁聪配图,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开设专栏“北京小事记”。在两年时间里,他们联袂主持这个专栏,用短文和漫画描述当时北京的日常生活。

为《宣纸恋》一文,吴先生有两封信与丁聪插图有关,特转引如下:

一次,去丁聪家,他们夫妇拿出几大本剪报。“你看这些陈年芝麻。不知塞在哪儿,早就忘了。”似乎不太在意,话也说得轻描淡写,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有意外发现的喜悦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我编辑“居京琐记”专栏大约三年时间,直到1987年秋天调离晚报。几年时间里,与丁聪的合作非常顺利。后来,《居京琐记》结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,成为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。

丁聪最初显露出的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,在后来的创作中蔚为大观,它与政治讽刺往往密不可分,融为一体,此类画作也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。

1987年10月,我离开 《北京晚报》 调至《人民日报》,一个年轻编辑与画家前辈的关系依然延续。许多年里,我和丁聪夫妇的交往从未中断。再后来,我们成了常常相聚的忘年交——一起吃饭,一起喝咖啡,一起到上海寻访他的旧居……像他及身边的朋友们一样,我们也把沈峻称为“家长”。

漫画,需要讽刺的力量

在《北京晚报》期间,我与同窗陈思和合作的第一本论著《巴金论稿》,计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。我特意去请丁聪设计封面。机缘巧合,2015年巴金故居竟然征集到丁聪的《巴金论稿》封面设计原稿!

1982年,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,被分配到《北京晚报》工作。编辑“五色土”副刊时,于1984年开设“居京琐记”栏目,邀请居住北京的50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,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每篇文章配图。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。我对同事开玩笑说:撒一张大网,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。
组稿、编辑:伍斌? ?题图为本文作者与丁聪、沈峻夫妇在一起,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李辉先生提供

我曾写过一段关于丁聪的文字:“如果将丁聪一生创作的数千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,它们无疑如同一幅历史长卷,记录着不同时代中国的社会现状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、抗战、内战、抗美援朝、政治批判、北大荒劳改、改革开放……除了‘文革’外,他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,或多或少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,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在这一意义上,我认为丁聪是一位具有历史感的画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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